李白与巴蜀资料汇编序言

李白与巴蜀资料汇编

丁稚鸿  易可情  蒋  志   郭兴隆 丁  颖 编著

2011年3月

序  言

这是一部有着浓重地方色彩且又具有全球意义的资料汇编，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李白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从这些汇编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如下几个问题：

一、李白与巴蜀的关系

李白字太白，号长庚，又自号青莲居士，是我国盛唐时期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李白早已突破了国界，他不仅属于华夏，更属于全世界。然而他与巴蜀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

１.李白生于巴蜀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但无论那种观点，都没有任何人和任何资料能驳倒李白的叔父——当涂县令李阳冰和李白的朋友魏颢在《序》中说“李白生于蜀”的结论。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李白，陇西成纪人，梁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累世不大曜。神龙之初，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也说：“白本家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稍后之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云：“君名白，广汉（绵州汉代属广汉郡）人。”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亦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清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中说：“阳冰《序》，乃太白在时所作，所述家世，必出于太白自言。”“必出于太白自言”七字，堪敌千言万语。孰曰不然？你要坚持李白不是出身于蜀中、或李白并没有对李阳冰和魏颢交代过他的家世和出生，你拿出材料来证明不就省事多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蜀人张秀蜀发表了《李白家乡分歧问题索源探微》一文，就引证了李阳冰、魏颢、刘全白、范传正，还有裴敬等五人的材料，并指出三点意见，最有力的为前二点。他说：

（一）李阳冰系李白暮年所依靠的居停主，魏颢系李白的好友，他们整理李白的诗文稿,系先后受李白的当面请托。刘全白自称与李白有“通家之旧”,他们的材料系来自李白本人自述、李白的家庭留存的记录或直接与李白有关的人转述。

（二）李魏两人的序作于同年（魏序称“上元末，……沉吟累年，……白未绝笔……”）但李在当涂，魏在绛州，相去数千里，而内容基本相同，可见两人早有共同的根据。……

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李白研究专家裴斐先生先后发表过《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李白出生地辩》、《李白传奇与史实》三篇论文，对李白的出生问题作了大量的考证和辨析工作，颇具说服力，他肯定：

李白是蜀生之蜀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详实记载的。要推翻这个千白年来妇孺皆知的历史结论而另立新说，窃以为根本不可能。除非发现足以将魏、李、刘、范诸人记载推翻的新资料，那可真是轰动性的新闻了。

邑人蒋志先生多年来就李白出生问题作了反复考证，发表过多篇论文。早在1982年就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李白出生于江油》，1996年又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再谈李白出生于江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葛洪《神仙转》卷一云：“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这在唐诗中也有用此作为咏李氏出生的典故。李阳冰用此典也是指李白出生。此句紧接在“神龙之始逃归于蜀”之后。下面又说：“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李白是在其家迁入蜀后才出生的，并以此为契机恢复李姓，改名李白。“范碑”与“李序”的意思是一样的。“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这是说李父的事。接下来说李白：“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范碑”很清楚地说李家在西域“隐易姓名”，入蜀后才生李白才复姓。若李白生在西域他能复姓么？能产生李白这个伟大的名字么？古人生下来就有姓名，不可能生下来无姓无名，等到五岁入蜀才取名字。

张、裴、蒋三人的论断无疑是征引有据、驳斥得力的。范传正的“厥先避仇”四字是根据李阳冰的“中叶非罪，摘居条支，易姓与名”而来的；而“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则是根据“李序”中的“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来的。将李阳冰的这段话连接起来就是：“非罪”— “谪居” — “易姓” — “逃归” —“生李” —“复姓”。其脉络十分清楚。试问：这个“生”能解释为“生长”么？答案是显然的：不能！“李白是蜀生之蜀人”，这一结论是不容质疑的。

２.李白对巴蜀文化和经济的影响

李白与巴蜀的关系，不仅仅是李白生于蜀、长于蜀，当我们回朔历史进程、面对今日巴蜀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不难发现，李白的影响其意义是长期的、深远的。

首先是李白对巴蜀文化发展的影响。正如清康熙江油县令朱樟在《太白台孤松》诗中写的“剩得盛唐千尺树，绿荫圆覆读书窗”一样，李白的精神、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和他光耀千古的人文品格，影响和激励了世世代代的巴蜀后人。笔者在《李白文化·李白精神·诗教》一文中曾给“李白精神”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生欲报主”的爱国情怀、“大鹏一日同风起”的雄心壮志、包众美于笔端的“审美”情趣、“自来鼻上无纯索”的大胆创新精神。从巴蜀文坛的历史来看，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浪漫主义大诗人苏东坡、郭沫若都是李白的乡人，他们的诗词受李白诗风的影响也最深。在历代浪漫主义诗坛上，李、苏、郭三人堪称“异代知音，鼎足而三”。从当下来看，时代要求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时首先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古为今用，李白的精神正好符合今天时代的要求。

其次是李白对巴蜀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今天的酒文化、茶文化、旅游文化的发展，为地方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以李白故里江油而论，厂名、街名、店名、产品名等，或借李白之名而名之，或取诸太白诗句，异彩分呈，充满了李白文化色彩。如“诗仙阁酒厂”、“太白茶厂”、“太白钢厂”、“太白大酒店”、“诗仙酒楼”、“唐园”、“谪仙居”、“李白大道”、“诗仙路”、“大唐酒家”、“太白桥”、“花间醉”、“邀月”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好景叠出，方兴未艾。李白在故里留下的遗迹，如“太白碑林”、“大匡山”、“读书台”和新建的“李白纪念馆”等等，是一笔珍贵的旅游资源。云天万里，异国他乡的人远赴江油，都是奔李白而来。不仅李白故里江油、绵阳如此，李白足迹所至的成都有“散花楼”，峨眉山有“琴蛙池”，万县有“太白岩”和“太白酒厂”……。这些都是借太白之名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李白与巴蜀是母亲与游子的关系。江油肥美的土地孕育和生养了李白，李白的伟大成就又反过来泽被桑梓，所以李白与巴蜀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

二、关于李白留巴蜀的诗歌及散文

如果按李白一生经历的大事来分，可以分为“幼读家山”、“酒隐安陆”、“诗酒长安”、“学剑山东”、“浪迹江湖”、“流放夜郎”、“病卒当涂”几个阶段。在这些不凡的经历中，夯实了这位天才诗人的创作基础，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铺就了他的成功之路。如果说这是一条绝不寻常的道路，那正像一级级起伏不平的阶梯，一步步把他送上了世界伟大浪漫主义诗人的金字塔的颠峰。

李白的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作。与之同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赞其为“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又赞之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饮中八仙歌》）。杜甫与李白曾有过亲密的交往。李白作诗之敏捷杜甫是亲眼所见的。“一斗诗百篇”、“敏捷诗千首”，这自然是溢美之词，是赞许。但李白作诗比一般人敏捷，这是不言而喻的。喝一斗酒便能作“百篇”诗，那么他一生所作诗词何止“千首”？如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所说：“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可见，李白的诗在“安史之乱”中散佚惨重。其少作因质量不高，流传必少，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必然。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收集到的仅仅二十余篇，有的篇目还存在疑义，需进一步证实。如《萤火》、《即景》、《题窦圌山》、《咏石牛》、《上楼诗》等皆是。

比如《萤火》一诗：“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该诗《李太白全集》未载，仅见于英国已故教授翟理斯出版于1898年的《汉诗英译》（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erse）一书。笔者转引自美国加利福尼亚洲凡卡维尔市美籍华人黄秉炜教授给安旗教授的来信。黄先生信中说，翟理斯这本书（即《汉诗英泽》）“在李白名下的两首诗，其中一首于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出版汉英对照本时附有原文”（即以上所引《萤火》一诗）。翟理斯还注明“李白十岁时写的《即席》（按，应为《即景》），只有英译，未附李白原诗。”《即席》是翟理斯在《汉诗英译》中所收入的李白的第二首少作。翻译后还原成五言绝句，竟是《姑孰十咏·丹阳湖》“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龟游莲叶上，鸟宿芦花里。少女棹轻舟，歌声逐流水”一诗的后四句。但这是一首绝句，《丹阳湖》却是一首五律，前四句与后四句之境界、意象、人物及风格都不相同，必然是人们在传抄时，误将李白的少作《即景》与他后来写的《丹阳湖》两首诗并为一首，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详见《中国李白研究》1995、1996合刊中我写的考证文章）。

又如李白《题窦圌山》：“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清人王琦《李太白全集》作“题句”收入，并非指其为属“残句”。而近年却有人把一副“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峰”的对联加在此诗之前，遂成一首平仄、韵律皆合的五言绝句，其根据何在？另如《咏石牛》、《上楼诗》的真伪问题，虽有李德书等的考辩，但意见尚未统一，还需研究界进一步探讨。

李白一生留下的文章（包括《赋》和《杂题四则》）共六十七篇。其中少作两篇——《拟恨赋》和《大鹏赋》。《拟恨赋》没有什么异议，而《大鹏赋》根据作者自序说：“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说明这篇《赋》虽属少作，但为中年改定。另有《明堂赋并序》一篇，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定为“李白十五岁”作。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称：新旧唐书皆认为是唐高宗永徽二年（６１５年），召令所司与礼官学士，考核故事，造立“明堂”，但未动工，直到武则天垂拱三年（６８７年）春，毁东都“乾元殿”，以其地建“明堂”。玄宗开元五年（７１７年）幸东都，将“明堂”拆改为“乾元殿”。开元十年（７２２年）又复为“明堂”。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年）又拆“明堂”上层复改为“乾元殿”。《明堂赋》一文是李白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年）游东都时亲历其境所作的一篇赋。如无真情实感，即便是“天才”也未必能凭空捏造一篇赋来。因此，我赞成詹先生的意见。但仍将《大鹏赋》、《明堂赋》收入本书，为研究者们提供讨论的依据。

三、从李白少作中我们看见了一个怎样的李白

1.爱国情怀强化了少年李白的宏图大志

爱国、爱家、爱人民，热爱祖国大好河山，这一直是中华民族诗歌发展史的主流，也是李白诗歌发展的主流。李白和杜甫一样，他们的诗都充满了爱国热情。杜甫被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被誉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俩殊途同归，同为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但浪漫主义诗人并非不爱国，浪漫主义的表象里包裹着的是一腔爱国热情。古人把立功、立德、立言三者，作为人生的三大支柱和理想追求。建功立业就是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二首》其一）、“苟无济世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等，这就是李白爱国精神的集中展示。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李白幼小的心灵里就就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如此，李白即使是穷，也不愿“独善”。他认为首先要有“济世心”，也就是济世的思想，再通俗一点就是爱国心，纵然“穷”，也不会因此而“独善”。爱国与立志，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立志是树立爱国情怀的基础，而爱国情怀又是立志的催化剂，它强化了立志的信心和决心。李白从小就树立了宏图大志。一则《铁杵磨针》的故事曾经激励过千秋万世的青少年勤奋学习，勇于进取，立志成才。李白十岁时写的“若飞天上去，定做月边星”（《咏萤火》），诗人笔下的萤火虫虽小，但它不怕风吹雨打，要在暗夜中放光，要作拱月之众星，不正是李白从小树立的“佐明君”、“定寰区”的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吗？

《古风·蟾蜍薄太清》一诗是李白五十九首古风中的第二首，属李白少作已为专家所肯定。其内容虽然写的是唐玄宗欲废王皇后而立武惠妃为后的事，但从中我们却清楚地见出少年李白对国事的关心。

二十四岁离开故乡时，李白在《别匡山》一诗中写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他决心要离开大匡山、离开家乡，把自己二十年所学的本领献给开元盛世。李白在他的少作《大鹏赋》中就突出地表达了他“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雄心壮志。《大鹏赋》是受庄子《逍遥游》的启示而作的。李白以他的雄才壮志和豪情逸气灌注于大鹏这一“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邈彼北荒，将穷南图”的伟大艺术形象中，以庄子闳肆的出世思想作屈原俊伟的入世事业，终其一生，鹏志不衰；其少作《上李邕》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和《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都直言不讳地以大鹏自况。这种志向都源于李白高度的爱国热情。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得就更清楚：“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枕籍，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矣。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2.道家思想是李白自然、飘逸的诗歌风格形成的基础

“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流派。这一哲学流派，起源于黄帝时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点，后经老子和庄子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成为了先秦时期的重要哲学流派。道家提倡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东汉时又兴起了一种宗教——道教。道教则是以“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为修炼目标的。但道教仍尊奉老、庄为鼻祖，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为道教的必修课程。因此，道教和道家，既有区别，又不能截然分离。至唐代，道教一度盛行，被奉为“国教”，并尊老子李耳为“皇族先祖”，老、庄之书被列为群经之首。同时还设立“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置“玄学博士”。所以，崇道之风在李氏王朝如和煦春风，遍地吹拂。李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从小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信奉道家，并以道家的“功遂身退”为自己设计人生轨迹，更属势所必然。

在蜀中，李白除了读书就是访道。道家思想在他诗歌中便有明确的反映。如《登太华观》就是李白在蜀中时写的第一首反映他和道士有关的诗：

石磴层层上太华，白去深处有人家。

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去远驾车。

恠石堆山如坐虎，老藤缠树似腾蛇。

曾闻玉井今何在，会见蓬莱十丈花？

太华观在四川省江油市西北的太华山上。这首诗在《彰明县志》和《江油县志》上均有记载，但《李太白全集》未录。该诗大约作于李白初到大匡山读书学剑之时。“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云远驾车”一联，生动地描绘出仙子乘云远去，山云消退，月上东天，盈盈的清辉洒满山头，月光下一位道童悠闲地吹着竹笛的仙人炼丹环境！

《戴天山访道士不遇》和《寻雍尊师隐居》是李白留故里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两首诗，也是李白五律中佳作之一。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戴天山访道士不遇》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

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眼。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寻雍尊师隐居》

这两首诗中，访道的李白与其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交融为一体，情随景动，人与物融，自然和谐，充满了盈盈仙气，从中可见出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歌风格的雏形。

李白少作《咏石牛》中的“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一联，活画出一个身处开元盛世而思想一无顾忌、没有任何羁绊的少年李白形象。“石牛”的无拘无束，正是李白的自我写照，这正是道家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体现，也是他自然飘逸、豪迈不羁的诗歌风格形成的诗式宣言。

3.少年李白笔下的故里山河

蜀中是李白的故乡，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二十余年的蜀中生活，李白游遍了蜀中的山山水水，陶冶了他的性情，滋养了他的爱国情怀。因此，李白从小就热爱自己的故乡。在李白的少作中，他浓情厚意地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蜀中山水。一篇《蜀道难》，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笔触而载誉千古。“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窦圌山题句》）的窦圌山、“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戴天山、“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摇风拂槛垂”和“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冬日归旧山》）的大匡山、“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寻雍尊师隐居》）的乾元山、“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登峨嵋山》）的峨嵋山、“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的长江三峡等，在李白笔下被描绘的历历如见。

比如，《题窦圌山》仅仅两句，却是李白以旅行家的眼力、文学家的功力、大诗人的想象力和哲学家的运思力交织而成的题句佳品。千百年来，圌山巍巍，涪江滚滚，大自然的杰作既是历史的凝聚，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事代谢，江山依旧。人们登上窦圌山，伫立峰顶，自然会领略其万千意象。一百种心态的人就有一百种不同的感受。窦圌山的奇妙处只有登临者才能领悟，任何夸饰都嫌多余。李白深谙此道，他并没有着力对窦圌山进行描写，象他后来对天门山、天姥山等那样浓墨重彩的去刻画，而只是极平淡的写出他在峰顶的观察。“樵夫与耕者”，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正是这些樵夫、耕者创造了历史，发展了生产，构成了社会的主体。李白眼中所见正是这锦绣河山的主人。李白信手将忙忙碌碌的樵夫、耕者置于画屏般奇秀幽美的境界之中，多么绝妙的配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理想。这数者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爱家即爱国。一个不爱家乡的人，能够“治国”、能够“平天下”吗？在《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淮南卧病寄赵征君》等诗中，都表达了一种浓浓的思乡情怀。李白所说的“故乡”，绝非他的祖辈们曾隐姓埋名几代人而不敢复姓的祖籍“陇西成纪”，更不是先祖被流放的荒凉、边远的“碎叶”，而是“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大匡山，是昌明县的青莲场。

四、历代文人笔下的李白形象

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给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雄视千古的丰碑。他影响和荫庇了后人，同时也留给后人不尽的景仰和怀思。在由唐迄今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乃至国外的诗歌爱好者，写下了不可胜数的诗、词、楹联、文章和戏剧来纪念和凭吊这位伟大的诗人。仅江油一地所能见到的诗歌（包括近、现、当代在内）就有数百首之多。因为诗、词、楹联所占篇幅不大，所以在该书中，我们仅将目前所能收集到而又未必就是全部的由唐迄今的咏李之作一并收入集中，以为研究家们研究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提供一些依据。

在《千古一诗人》一书的“前言”中，我曾以“英雄心魄神仙骨”、“青莲才笔九州横”和“诗中豪杰酒中仙”（即“谪仙”、“诗仙”、“酒仙”）来概括李白其人。而这，也正是历代文人对李白其人一生的总的评价。从留在巴蜀的历代文人咏李白的诗词楹联中，我们同样可以见出这一评价。

1.天才谪世的李白

说李白是“谪仙人”，最早见于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自序。李白在《序》中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又孟棨《本事记》：“李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执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金星耶！’”又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自此以后，“太白金星”、“谪仙人”之说便在历代文人的笔下频频出现。仅该书所收诗词楹联中，“金星诞世”、“谪仙下凡”的典故就有许多处。

如明郭文涓《秋日同戴西岭游大匡山觅李白读书台四首》其一云：“凤辉此地金星降，鲸驾何时碧海还。……展拜英灵泫涕泪，仙魂应绕野云闲。”“金星降”即“太白金星”降世，“仙魂”即指“谪仙人”之魂。又清江油县教谕陈干《匡山》一诗云：“谪仙台榭已成荒”，清江油县令朱樟在《游匡山踵李白“出山”韵》一诗中云：“文章但觉光芒在，彩凤葳蕤势欲垂。酌酒只应天亦醉，仙人长与月相随”，清江油县令彭址《读书台》：“抚松吸水呼谪仙”，清乾隆进士、罗江李化楠《太白故里》云：“太白金星长不死，龙门俎豆肃千秋”，清廪生张士一《陇西院怀古》云：“匡山高躅仰青莲，信是三清降谪仙”，清乾隆江油县令瞿缉增《青莲书院记事》云：“长庚星陨几百年，激昂之气尚如此”，曾做过川北道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并历任内阁中书和军机处行走的杨揆在《彰明太白祠》一诗中云：“束发诵君诗，沧洲结遐想。骑鲸蜕去经千春，空见长星照天址”，“君身谪仙人，举世少同调”，清廪生李显绪《太白读书台》云：“只知天上有仙人，谁道天涯有谪臣？”，《青莲书院落成陈明府座中应教》云：“人间醉学士，天上谪仙人”，清贵州进士董炳章《登匡山歌》云：“自古才人数谪仙，谪仙一去已千年”……等等，都是借“金星”、“谪仙”、“长庚星”、“仙才”来写李白举世无敌的才情、来歌颂其为“金星”谪贬下凡的天才。

2.才笔横九州的李白

前面说过，首称李白为“谪仙人”的是根据李白自己的口述，说是贺知章读其华章、赏其个性、感其才情而发自内心的赞叹，这是说得通的。李阳冰“惊姜之夕，长庚入梦”说，也应来自于李白自己所说，而非瞎编。孟棨、王定保之说显然来自李白的诗序和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无论是“谪仙”还是“诗仙”，其内涵却都在一个“仙”字。诗而如仙，仙而擅诗，仍然是以李白的个性、才情为根据的。二者既互为依托，又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没有“敏捷诗千首”和“千古一人”的才情，“谪仙”一词便无以为据；反之，没有“天马行空”的个性也形不成“飘逸豪迈”的诗风，“诗仙”的桂冠也无法戴在李白的头上。陈谋《青莲郁翠》云：“绝世才华李谪仙，故居今古艳青莲。”作者巧妙地将李白的“绝世才华”和“谪仙”二者融为一体，正说明“才华”与“谪仙”之间互为依托的内在联系。“绝世才华”是李白赢得“谪仙”之名的主要原因。

历代文人题咏李白的诗词和楹联中歌颂其“绝世才华”的作品不少。如杜甫《不见》中的“敏捷诗千首”和《饮中八仙歌》中的“一斗诗百篇”，郭文涓《秋日同戴西岭游大匡山觅李白读书台》四首其一中的“百代才华惊白眼”，其二中的“今古诗名悬宇宙，江山文藻丽云烟”，其三中的“俊逸绝怜才命世，豪雄犹觉气横秋”，其四中的“忘却乾坤唯酒肆，收将江海总诗篇”，陈干《匡山》中的“词赋风流独擅唐”，王念孙《寻青莲书院太白碑》中的“天才思异代，诗格谢时流”，叶光宗《重建青莲书院》中的“神功诗夺鬼神啼”，张士一《陇西院怀古》中的“天宝以来谁抗手，杜陵而外没齐肩。才通夷语书能退，力荐汾阳阃可专。再造唐京留伟绩，岂徒诗酒到今传”，彭址《读书台怀古》中的“不知当时读何书，狂吟豪饮吞六虚”，李显绪《太白读书台》中的“春葩丽藻灿文章，一朝名姓通君王”，杨揆《彰明太白祠》中的“君身谪仙人，举世少同调。一生倜傥慕鲁连，旷世才华惊谢朓”，杨曙《匡山》中的“放怀今古李长庚，绝世仙才孰抗衡”，董炳章《登匡山歌》中的“先生在上莫言诗，压倒骚坛树鼓鼙”，钟骏声《按试龙郡过青莲乡望匡山》中的“赤鲤跃渊化作龙，一吐万朵青芙蓉。受扶大将翔国韵，气摄巨珰无怯容”，伍肇龄《题匡山太白祠》中的“太白高名悬日月，余芬犹蔽读书山。光腾万丈留诗卷”，葛峻起《匡山读书台》中的“一代才名摇海岳，百篇诗兴醉长安”，蒋德钧《新修匡山太白词二十四韵并记》中的“才名塞今古，金殿隐星辰”，又佚名氏的楹联：“倒笔写天，气贯星斗；举杯邀月，诗惊鬼神”，“诗格压盛唐，仰仙风道骨，岂让前贤推独步；文名齐杜老，美玉堂金马，伫看后世快同声”，又李调元联：“诗仙即酒仙，天下敌手唯工部；骚客亦狂客，举世知心独令公”，又李岷琛联：“依然是明月清天，愿先生停杯一问；谁复称清新俊逸，唯学士倚马千言”；又万邦华联：“忠爱与杜老同心，但云诗酒疏狂，尚非知己；才调任苏家接踵，毕竟岷峨灵秀，终让谪仙” 等等。这些诗联，都歌赞了李白是才情绝世、诗酒无敌的“天才”。

3.才大难容的李白

才高使人景慕，才高也令人嫉妒。早在当时杜甫就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的感叹。明人郭文涓《秋日同戴西岭游大匡山觅李白读书台》四首其一“百代才华惊白眼”和其二中的“调高和寡直堪痛，才大难容更可怜”，清人葛峻起《次彰明怀太白》“大雅久不作，高才剧可怜。只应浣溪叟，魂魄与周旋”，都说的是因其“诗名悬宇宙”才遭人嫉妒的。“调高和寡”，“才大遭嫉”，所以才“难容”于世。有“敏捷诗千首”的起因，才会种下了“飘零酒一杯”的苦果。“功高震主”，才高未必不“欺主”？“有德有才者爱才，有德无才者惜才，有才无德者嫉才，无德无才者毁才”，这几句断语堪为世之经典！李白的失败和他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性格决定命运”，这似乎是一条自然规律。李白性格中最醒目的一个字是“狂”。狂到“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连“天子呼来”也“不上船”，恃才傲物，“狂”之太过，这似乎是李白悲剧命运的必然结果。但细想又不尽然。彭址在《读书台怀古》中云：“自古才人多不偶，同时冷落浣花叟。一代诗人并坎坷，千秋凭吊知谁咎？”，请看，岂仅仅是不愿“低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如此，即便是小心谨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杜甫也遭到“冷落”，可见“嫉才”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一种通病。清人李化楠《太白故里》云：“奴视权阉真有骨，诗非老杜竟无俦”，“真有骨”即不“低眉折腰事权贵”，对于一切正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要作到既不“低眉折腰”，又不“朝扣暮随”，如何掌握分寸，这就要从古人的成功与失败中去寻求答案了。世态尔尔，我们研究李白或杜甫的个性，用之以观照现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４、“历代文人咏李白”的艺术价值

在我国古典诗词楹联中，若把神州大地古往今来的咏李白之作加起来，恐怕数以千或万计。以上所引仅江油一处的咏李诗。这些作品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因而也具有强烈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融写景、状物、抒情、叙事于一炉。题咏名人，这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分枝。咏人，既可以单就其个性、品格、成就等等正面去歌颂、赞誉或讽喻、鞭挞，也可以通过景物的描写来侧面作对比映衬。如杜甫的《不见》即属前者。这种表现方式，要出佳作，似乎更见功力。而融写景、壮物、抒情、叙事于一炉者，却容易出韵味。其例子比比皆是，读者可于书中见之。仅就清四川华阳禀生李显绪一篇五言排律《青莲书院落成陈明府座中应教》中的“涪水清波远，匡山遗响臻。莲花红入幕，竹箭绿生筠”四句为例，便是溶情、景、史三者于一炉，意旨深远，形象地表现了太白精神源远流长、后继有人的思想。

其二、借咏人而侧面揭露和鞭笞现实。唐代是一个经济与文化空前发展，政治气候比较温爽的时代。但是，李白、杜甫这样的高才却不得重用，由此可见其他朝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前面所写的“才大难容的李白”一段中已列举了不少例证，这里不再赘言。

其三、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诗的韵致。杜甫之咏李白的诗，洪迈举之为“凡十四五篇”，篇篇堪称佳作，如上举之《不见》，虽属正面歌颂，亦为五律中之上品。全诗由“不见”之“久”，“不见”之因，“不见”之情，因“不见”而“想见”，又以“想见”而反扣“不见”，别具匠心，盛赞了李白之绝代才华，抨击了才大遭忌的现实，充分表现了两位大诗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又如五代杜光庭的《李白读书台》云：“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嶂开。华月冰壶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写景形象飞动，是一幅绝妙的匡山写意画。明嘉靖进士、邑人戴仁的《匡山》云：“青莲居士读书堂，万古名山重大匡。故宅已非唐土地，残碑犹有旧文章。蝉鸣远树宫袍灿，蜂酿寒泉斗酒香。白发萧萧归未得，空余猿鹤怨凄凉”，节奏明快，音韵铿锵，时而昂扬雄健，时而苍凉低徊，尤以结尾一联借猿啼鹤怨，用典而不见痕迹，深刻表现了诗人吊古怀人之情。再如我们前边引用过的明人郭文涓的《秋日同戴西岭游大匡山觅李白读书台（四首）》，如长江大河，一气直下，于悲壮中充满了对李白的无限崇敬、景仰和赞叹。想象优美，韵致闲雅，思慕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再如安徽怀宁人陈同礼的《重修匡山太白祠》四首，颇具唐人韵致：

栋宇周回列岫青，分榆千载有余馨。

山川点缀归风雅，一样平羌江上亭。

一掬苹香洞壑幽，灵旗风满暗生愁。

读书台畔当时月，夜夜空山相对秋。

任城采石偶经过，到处登临足啸歌。

千古青莲乡社在，精灵应住故山多。

姑熟青山系梦思，汉宫飞燕解新词。

天涯何事迟归棹，容易秋霜上鬓丝。

诗人或移情于景，或托物寄情，或对比烘托，或用典使事，或直抒胸臆，或透过一层，笔姿飘逸，用词典雅，感情真挚，极饶韵致。

楹联是一种既实用又别具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它起源于五代，至明清发展到鼎盛时期。该书中所收楹联，多属清代的作品，质量颇高。如清蒋霖森的“抚谈士两言，毕竟荆州犹俗眼；惜夜郎一去，后来才子共寒心”，清佚名的“逸响振青霄，人道君如云里鹤；举头望明月，自称臣是酒中仙”，清杨秉章的“明月证前身，仙境蓬莱，公抱天才真第一；春风留过客，芳园桃李，我来胜地正重三”，尤其是清人严寅亮的《太白楼》联：“望远特登楼，分明几座村庄，红杏丛中沽酒旆；感怀频依槛，遥忆先生杖履，白云深处读书台”，对仗工致，用典贴切，意境优美，融写景与叙事、抒情与咏史为一炉。楹联不仅在美化环境、提高文化氛围方面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在歌颂与鞭笞方面，比起诗词来得更直接，更具有战斗性。   

五、关于历代序跋、碑铭、论辩、杂记、颂赞、哀祭文辑注

本书收录了历代有关李白与巴蜀的序跋、碑铭、论辩、杂记、颂赞、哀祭类文章，这无疑是研究李白生平事迹、李白诗歌创作以及李白文化与巴蜀关系的比较完备的最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首先，与李白同时代人写的碑志和诗集序文是了解李白家世及其生平事迹的最为可靠、最可征信的原始文献。《旧唐书》、《新唐书》虽都为李白立传，但分别系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修成，距李白逝世均已两三百年了，当然是采自间接的资料，而《新唐书》之所以能纠正《旧唐书》的错误，正是依据的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等几篇原始文献。我在前边说过，李阳冰系李白族叔，魏颢为李白的忘年交朋友，李、魏二人所写文字皆来自李白的口述。刘全白和范传正虽是晚辈，但前者“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后者“与公有通家之旧”，何况范传正还亲自访问过李白的两位孙女，并“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书十数行”。这些资料无疑都是最为原始、最为可信的。这四篇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李白的家世情况和李白的生平事迹，基本事实却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后世学者对李白的出生地和生卒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都是来自对这些文献的不同的解读，离开了这些文献我们根本无从了解和研究李白。

其次，从有关李白诗文集的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和研究李白诗文集的编集、流传、注释、嬗变，以及其作品辨伪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从李阳冰和魏颢的序文可知，李白最初行世的诗文集是相继编成的《草堂集》和《李翰林集》。从北宋乐史的《李翰林别集序》可知，《李翰林别集》在李阳冰《草堂集》十卷基础上新增了“别收歌诗十卷”、“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内容。从宋敏求的《李太白文集后序》可知，其新编的《李太白文集》在乐史《李翰林别集》二十卷的基础上，再汇入了王溥家藏的李白诗集上、中二帙，所搜集到的当时已佚的魏颢《李翰林集》二卷，以及采自唐类诗、刻石、别集的李白诗作，并可知其编纂方式是“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 宋敏求的《李太白文集》可谓李白诗文的集大成者，然而自乐史、宋敏求始也就难免有伪作羼入。王琦曾有如下评述：“论太白诗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然其紊杂亦实出于宋。盖李阳冰所序《草堂集》十卷，出自太白手授，乃其真确而无疑者也。次则魏万所纂太白诗集二卷，当亦不甚谬误。乐史所得之十卷，真赝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讹传讹，尤难考订。使宋当日先后集次之时，以阳冰所序者为正，乐史所得者为续，杂采于诸家之二百五十五篇附于后，而明题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万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献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类诗，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石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别集，使后之览者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不致有鱼目混珠、碔砆乱玉之恨，岂不甚善？乃见不及此，而分析诸诗，以类相从，遂尔真伪杂陈，渭泾不辨，功虽勤也，过亦在焉，不重可惜乎！”从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可知，鉴于宋敏求系“以类广白诗……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曾巩则考证了李白作品的先后次第，按先后顺序对《李太白文集》作了重新的编次。毛渐的《李太白文集后序》则告诉我们，鉴于宋敏求编、曾巩编次的《李太白文集》未能广泛流传，宋神宗元丰年间任苏州知府的晏知止以所得最为完善的版本镂版翻印，使李白的诗文作品能得以广泛的流传，毛渐在序文中称宋敏求、曾巩、晏知止“三公相与成始而成终也”。元代萧士赟的《补注李太白集序例》让我们知道他在杨齐贤《李太白诗注》的基础上，删除所认为的“伪作”而详增注释，编注成了《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从明代王稚登、刘世教、刘鉴、李维桢等人的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时出现了李白的分体诗集，李白、杜甫的合刻诗集以及李、杜诗歌的比较研究等等诸多情况。

其三、李白故里保存、流传下来的不少碑铭、碑记虽不是与李白同时代人形成的，但对于了解和研究李白家世及其生平事迹却有着及其重要的佐证和补充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了解和研究李白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和活动。其中最为珍贵的是现藏于李白纪念馆的三块北宋时期的碑刻——《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和《敕建大匡山李太白祠堂记》。《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是确认李白故里、李白故居遗址的重要物证。《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明确记载了“唐第七主玄宗朝，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后止此山，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坪有十载”，并保存了李白的《别匡山》诗和“内翰太原公”（王禹傅）的《谪仙序》。《敕建大匡山李太白祠堂记》则是考察北宋时期匡山太白祠的敕建及其概貌的重要文献。明清时期的不少碑记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李白留故里的一些遗迹、有关李白的纪念性建筑，如陇西院、太白祠、粉竹楼、月圆墓、名贤祠、匡山书院等等的兴废、修葺诸多方面的历史面貌及其沿革。从清人王麟荧的《匡山书院记》、徐大昌的《小匡山学记》，我们可以看到历经千百年后诗人李白对故里学风和文风的重大影响。对于现存于李白故里的碑刻，我们照原文抄录，又逐字校对，力求保持碑文原貌，实在无法辨清的以方框代之。对于这些碑刻的来历也作出考征说明。

六、关于《李白游踪、遗迹考》

李白从出生到离开故里青莲，在蜀中他共生活了二十四年（亦说为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他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求学大匡山，作吏昌明县，戴天山访道，窦圌山题句，雍水寻仙，盐亭拜师，锦城谒苏颋，俞州访李邕，登峨眉，上剑门等。故乡雄奇壮丽的山川，陶冶和塑造了李白豪迈不羁的性格特点，磨砺了李白的笔锋，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成就了一代伫立霄汉、俯仰瀛寰的天才诗人。李白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后人又建祠、堂、馆、亭等，予以纪念。《李白遗迹考》，就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的口耳相传，再通过实地踏勘和考察，把李白在巴蜀的诸多遗迹及纪念性建筑写成考证文章。每个遗迹考下分为考述与备考，考述是对该遗迹作系统的考证叙述，说明其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古今变迁，备考则将能收集到的历史文献、方志碑刻上的原始记载如实摘录，即便有不同记载，亦原文照录，以保存其历史原貌，提供研究者参考。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既可以看到李白青少年时期在故里、在巴蜀的真切的活动和事迹，同时也可以看到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李白诗歌创作对巴蜀文化的影响，还有家乡人民世世代代对伟大诗人的景仰、怀念和纪念之情。

《李白与巴蜀资料汇编》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李白少作及历代文人咏李白”，收录了李白出三峡前作于巴蜀故乡的诗赋，以及历代文人吟咏李白有关于巴蜀的诗作。第二部分为“历代序跋、碑铭、论辩、杂记、颂赞、哀祭文”，以古代文章体裁分类，尽可能地收辑了有关李白与巴蜀的历代文献资料。这两部分收辑的资料原则上止于清代，但为了集中保存相关的有价值的资料，第二部分因适当地收入了几篇形成于当代的文字而略有突破。这两大部分均在仔细校勘的基础上作了简要的评介和尽可能实用的详尽注释。第三部分为“李白游踪、遗迹考”，既根据历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又通过实地踏勘，对李白在故乡江油乃至巴蜀的游踪、遗迹，以及历代的纪念性建筑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述。第四部分为“附录”，收录了当代学者研究李白与巴蜀的主要论著（含论文和专著）索引和李白故里以及李白纪念馆的楹联。本书是研究李白与巴蜀的比较详尽、信实的资料汇编。

该书的编排体例，第一部分“李白少作及历代文人咏李白”、第二部分 “历代序跋、碑铭、论辩、杂记、颂赞、哀祭文”等，在汇编正文的基础上，每篇均作“题解”和“注释”。对于每篇作品或文献的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及内容评介，皆囊括于“题解”之中。“注释”则在校勘不同版本文字的同时，着重于繁难文字、典故的疏通，所涉及到的古山川、地名，历史人物，乃至相关的文物典章制度等，也均予以阐释和说明。第三部分“李白游踪、遗迹考”，每题之下的正文主要分为“考述”和“备考”两大部分。“考述”部分为作者根据历代典籍、文献的记载，再通过对这些游踪和遗迹的实地踏勘后，所作出的考证性评述，且附以相关的图片。“备考”则尽可能地辑录历代典籍、文献中的各种不同的记载，以便查阅参考。附录部分，“李白与巴蜀当代论著选目索引”大致按作品形成或发表的时间顺序辑录，作品篇名后依次注明作者、发表刊物及出版社；“李白故里楹联”则在所辑录的每篇楹联后作简要的“评释”，含作者简介、繁难文字疏通和作品评介等内容。

书中第一部分“李白少作及历代文人咏李白”，由丁稚鸿、丁颖编注；第二部分“历代序跋、碑铭、论辩、杂记、颂赞、哀祭文”，由易可情编注；第三部分“李白游踪、遗迹考”，由蒋志考述；附录部分“李白与巴蜀当代论著选目索引”由蒋志、郭兴隆、丁颖辑录，“李白故里楹联”由丁稚鸿、郭兴隆、丁颖辑评；书中插图的摄影作品概由郭兴隆拍摄。本人作为本书编研课题组的负责人，承担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后因身体原因，则委托易可情对全部书稿作了最后的整理和编辑。由于时代的久远和眼界的狭窄，必然还有挂一漏万，不尽人意之处，企望各地朋友提供更多的资料，以便将来重印时作进一步修订可也！

太白故里丁稚鸿　辛卯杏月序于闻涛阁